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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70年文物捐赠纪实 |
故宫博物院院藏180多万件文物，其中有3万多件来自民间捐赠。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文物。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居所、康熙帝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间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马衡、朱家溍、史树青、郑振铎、章乃器等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如今，遍览景仁榜上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大公无私的捐赠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10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说，这时候，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学者郑振铎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王蜀宫妓图》，仅定金就花了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曾披露一份其父于1953年12月致郑振铎的信函底稿。从中我们或可品味到当时章乃器捐赠的心境：
送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
西谛我兄：
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否则，一起搬过去将来又擞到您们那里去，十分费力;放在原处过久又不放心，占了别人房子问题也多。如何先请考虑，不久将面谒作决。
章乃器 1953.12.9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如果说解放初期的捐赠是个人捐赠故宫浪潮开始的话，那么公私合营时期可以说是第一次捐赠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捐赠者，从1953年到1956年，个人捐赠故宫累计83人次，而公私合营完成后的1957年，也是至今为止捐赠人数最多的一年。以单位人计算，仅仅这一年的捐赠就多达40人次。这种高潮一直延续到自然灾害时期。
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这个条例中还提到，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在这个条例的约束下，文物具有了国有属性，私人不再拥有收藏的权利。
为捐赠文物申请抄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作者为陈伯达。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继之而起的“破四旧”成了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工作。一时间，古董、古迹、字画、古籍作为最明显的“四旧”代表首当其冲，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物、古籍被砸烂、烧毁者不计其数。
以“破四旧”名义掀起的抄家进而造成的对文物的破坏也无法估计，让那个时代的人至今心有余悸。文物爱好者与收藏者极为珍爱的藏品，此时却成了招致迫害的由头，紧迫的时刻让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选择捐赠，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或者自行毁掉以免招致红卫兵的打砸。
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目的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梁金生统计，这一时期的捐赠以学者为主，尤为特别的是，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曾经于1950年给故宫捐赠文物、有着“京城第一玩家”称号的王世襄，为了保护个人藏品，甚至进行险着，主动申请抄家——好让公家没收了去。根据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这些文物，直到落实政策后的1986年才得以归还。
著名收藏家朱家潘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者的心境。朱先生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同时，也“怕招来灾祸”。
根据景仁榜所列，“文革”十年，个人捐赠文物为71人次，此数字尽管难与解放初期的高潮相提并论，但在捐赠数量和品级上，皆很可观。
捐赠者有一颗爱国心
“文革”结束后，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亦随之而来。根据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归还所有者。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归主人的怀抱。但也有心有余悸的收藏者，选择将文物继续留在故宫。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亲手接收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
“文革”之后，收藏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说是1982年《文物法》的出台。这部以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经过四次修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这部经过修订的捐赠法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依法继承或者赠予、从文物商店购买、从拍卖会上购买等形式所获得的文物。这表明，个人收藏重新获得法律的保护!收藏史翻过了新的一页。
1992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起来。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日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象，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征集文物难度日渐加大，捐赠人数日趋减少，捐赠物品质量相对下降。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了一种戛然而止的迹象。然而，在梁金生看来，今天个人捐赠的传承历史，尽管难称乐观，但也不会断裂。近年来，以明清宫廷旧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故宫，也开始收藏近当代藏品。
在2011年的景仁榜上，新出现了三个人名。尽管不多，却也延续了让个人捐献文物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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