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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博收藏界层层迷雾背后 |
中国文博界咋了
近来，中国文博收藏界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先是藏有180万件文物的国宝“守护者”北京故宫“十重门”，损物丢人;再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引以为豪的“壶王”被质疑，争执四起;然后又出现更加令人震惊的估价24亿元金缕玉衣骗贷案，石破天惊;最后是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出的徐悲鸿画作被证为学生习作，啼笑皆非。仅这几起事件，已令人咋舌，但还不能涵盖乎文博收藏界暗面的全部。此外还存在着国家文物管理者的失职，对于艺术品和文物价值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拍卖公司不保真的霸王条款导致赝品充斥、拍场混乱，艺术市场对于大批金融资本的介入缺乏必要的准备和热身，国家文物管理体制的缺陷等突出问题。这场宏大的“演出”再次把文博收藏界一些“闻人”、“名人”摆在了“手术台”上。
如今，文博界的各种症状归结起来就是公信力缺失，从个人到国家单位，都牵扯其中。专家的威望跌至低谷，更让社会震撼的是，这些事件涉及的专家都是当今文博界的资深人士乃至权威，这不禁让人们追问，现在是否还有专家是可以相信的;拍卖公司在拍品不保真条例的“庇护”下，在中国一直顺风顺水。中拍协由几大拍卖公司的高管把控着，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管成了空谈。但徐悲鸿假画(甚至还算不上假画)事件，让人们对不少拍卖公司彻底失望。联想起之前的吴冠中假画拍卖事件，拍卖公司竟然能在吴冠中亲笔证言拍品为假的情况下打赢官司，这不禁让人感叹某些条例下一些拍卖公司的肆无忌惮。文物属于国家，文化属于全民族，博物馆作为国家文物的保管者，其失职让很多民众愤慨，而民众愤慨的不仅是文物的被盗、离奇失踪和拍场现身，更多的是保管者漠视的态度。这些公信力逐渐丧失的背后，也有着许多积重难返的深层原因……
这些问题值不值得大家指责，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大家都可以痛骂这些现象，但是，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在看到诸多问题的同时，还要看到处在被告席的专家只是少数，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在默默地为中华文化传承而努力。更多的国家博物馆仍然在履行着国家文物忠实守护者的责任。结论是明确的：拨开迷雾，看到光明，分清是非，探其根源，从混乱中找出前进的主旨!
社会对专家的期盼
专家作为业界的领军人物，在替国家保护文物、为藏友去伪存真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尽管出现了上述不光彩的事件，但我们要做的依然不是简单地否定专家，而是要认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该全面看待专家的所言所行，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骂;多一些引导，少一些起哄。专家是专门之家，但非灵丹妙药，要用客观方法和辩证观点来认识和对待。同时，专家也要正视自己，不要成为铁臂阿童木、万能孙悟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仔细分析专家犯错误的原因，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益。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置自己的社会责任于不顾，这方面的错误很难被原谅。另一方面便是眼力。专家之名在于“专”，专家不是“通才”。在近来的几起关于鉴定的重大事件里，都出现了这些情况，学者专家被卷入了自己不甚熟悉的领域而出现误判。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专家当如何判断是非真假?是附和其他专家的意见?或是做个顺水人情?又或是直言自己不甚了解?直言自是甚好，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碍于很多因素，专家往往会陷入前面两者的泥潭，这就会出现误判的情况。这样的误判并不是简单指责专家就能解决的，而是与整个社会氛围有关。
如何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呢?首先是监督，监督包括舆论和法律两方面的监督。媒体和舆论监督应该对专家的言行保持关注，及时反馈，让社会了解专家，让专家正视自己。法律方面的监督则是对专家触犯法律的行径做出必要的惩罚，比如金缕玉衣事件，专家的鉴定客观上是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原因之一，可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法律之剑可以让专家注意自己行为的影响，从而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其次是体制，体制是影响专家群体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在当前，体制的漏洞引发了这一系列连锁事件。银行为何将本不能抵押的文物作为抵押品，这根本就是体制上的纰漏。完善文博体制才是修正专家群体行为方向的根本。最后在于专家本身，专家队伍里有很多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前辈，如冯先铭、陈万里、耿宝昌等人，专家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而不是陷入社会浑浊之流中，丢弃自己的职业操守，这样不仅会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也会置专家群体于不义之中。同时，专家在进行鉴定活动时，也要遵循科技和眼学相结合的双重标准。传统鉴定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传统眼学鉴定的局限性在于鉴定者各自的文化素养、学识水平、眼界胸怀各不相同，因此对同一件器物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这种不确定性自然会给鉴定带来诸多的麻烦。为解决这个问题，使文物鉴定工作更加科学化、常态化，借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检测，取得的测试数据特别是那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数据就会在考古和文物鉴定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专家要以慎之又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次鉴定，因为，即使只有一位专家，他写下的鉴定证书背后也是中国整个文博界!
媒体要甘做忠诚的“守夜人”
在几起震惊世人的文博收藏界事件里，媒体在事件传播和导向上起了重大的作用。纠正文博收藏界的乱象也应该从媒体导向抓起。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媒体要勇于担当，要坚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要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甘当“守夜人”和“号角手”，惟有如此，才能树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网站、博客、手机报、微博等新兴媒体不断兴起，新闻宣传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宣传报道中都要做到真实、客观、公正，严格遵循新闻宣传的原则和纪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讲真话，用真情，办实事。
针对当下的艺术品市场、专家队伍和媒体状况，我们在三年前曾经说过：“市场乱在于专家乱，专家乱在于媒体乱。”可见，媒体在艺术品领域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果媒体人云亦云，盲目跟风，甚至于金钱作祟，浑水摸鱼，推波助澜，其对社会的危害是极大的。
当前，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在不断引向深入。所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是要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进一步转变作风，改进文风，用“短、新、实”为新闻报道增添魅力与活力。认清当前颇为混乱的艺术品市场、专家队伍局面，进一步强调和审视媒体的作用与责任，可以说与正在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精神一脉相承。只有这样，才能剔除媒体身上的“顽疾”，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媒体要做真正的“守夜人”和“号角手”。响应中央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号召，媒体要做艺术品投资的“守夜人”，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做国家文化战线的“号角手”，要发起冲锋，勇立时代潮头。做一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守夜人”，须履行责任，严以律己，不能监守自盗，做出卖自己职业道德的勾当。做一名让受众欢迎的“号角手”，就要懂得媒体良心高于天、值万金。我们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媒体自律非常重要，媒体监督别人，谁来监督媒体?在此，《收藏快报》、《东方收藏》、东方收藏网全体同仁向全社会保证，我们和全国的同仁一道，做一个有道德良知的媒体，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卫道士”、“急先锋”，决不趟市场乱、专家乱、媒体乱的“三乱浑水”。
国家应出台完善的政策
要杜绝或者避免类似乱象再次发生，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国家文物部门监管不力，文物保管政策法规判定脱离实际、专家人才保护政策不落实，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北京故宫发生“十重门”事件，到收藏市场乱象，再到专家团体遭遇四面楚歌的境地，这至少暴露出国家政策上的不少漏洞。
首先，作为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场所的国家博物馆，本应是国家和人民最信任的文物保管机构。其人员组成、考核标准、文物登记、保管和维护等制度等，均应极为缜密严格，绝不容丝毫马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表示：“最近我院发生的斋宫展品被盗案和瓷器损坏等事件，暴露了平时管理工作的缺陷、漏洞和不到位，对此深感内疚、痛心和自责。”郑院长的表态值得警醒和深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对博物馆的监管不力、文物保护政策存在漏洞、人员选拔机制不严等问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每一件文物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不可复制性，任何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作为其保管者，国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理应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准和职业操守。因此，国家对博物馆的监管力度、文物保管政策是否到位、能否得到认真落实，无疑对博物馆文物安全能否永久性地传承下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拍卖业“假拍”长期盛行。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监管缺位、行业缺乏透明度。据了解，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中涉及的政府监管部门有文物、工商、税务、商务等部门：其中，文物行政部门对文物类拍品进行拍前审核管理;涉及违法违规拍卖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成交和纳税情况由税务部门监管;行业管理属于商务部门。
关于对拍卖的监管，拍卖条款基本涵盖，但过于粗疏，如“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这些规定就很难监督。而从拍卖理论上讲，拍卖也是商业行为，应该遵守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但它又是特殊的交易方式，完全按民法、合同法、消法等要求，就没必要制定拍卖法了。因此，不少业内人士纷纷指出，拍卖法的修改，应该进一步细化，以防止假拍和拍假等作弊行为的发生。如增设信息公示条款，规定拍卖成交后的某些程序和信息应向社会公开，比如交易记录、缴税凭证等，增加透明度和可信度。同时各部门相互协作，加强监管，从法规和税收等多方面制约假拍的出现。
最后，文物是国宝，国宝能够得到国家的保护和管理。而那些为中国文博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博泰斗和专家，他们也需要国家从政策上给予保护和照顾。
专家做文化研究，需要一张平静的书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基本的生活维持。因此，国家应对他们提供完备而有效的保护政策，给予一定的补助，不要让他们为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而困扰，更不能为现实面前的“五斗米”而折腰，而要让他们的知识变成金子招牌，惠及当世和后人。有许多专家，倾尽一生之力，致力于学术研究，却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中，以至于无法完美地完成及完善自己的研究，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损失。避免这种损失需要国家对突出的专家进行政策上的保护。我们希望我们的专家是能够静下心来传承文化的，而不会因生活所迫，而限于世俗洪流，沉湎利益贪取。
警惕境外“文化索罗斯”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带着有色眼镜，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我们应当用行动来证实中国并非“黄祸”，中国人不仅能出口电视机，也能出口优秀的思想文化和观念。近年来在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背后有境外势力的影子，而其所带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当年索罗斯的所作所为。提起索罗斯，人们第一时间必会想起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年索罗斯等国际炒家大举狙击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各地货币和股市像“多米诺骨牌”式崩倒，严重危害了亚洲国家的金融安全。本文今天要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文化索罗斯”!
近年来境外少数人发起的“文化索罗斯”渗透破坏行为，正是在中国艺术市场百花齐放，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各种艺术品和输出中国古典当代艺术品的时候。的确，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整合能力迅速增强，以大中华圈为中心，再加上印度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兴起，尤其是中国香港与北京的呼应，加快了亚洲艺术品市场复苏与整合发展的步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艺术市场热闹的背后，演绎了一幕海外藏家狂抛、国内藏家接盘的场景。其所采用的手段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起关注，然后挑动“口水战”，进行“金钱械斗”，最终坐享“渔翁之利”。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举国追逐艺术品的热潮并无二致。拍槌落下，尺幅之作，成交千万、亿万，寻常画匠，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如今的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像是一场场精心编制的大戏。问题是，当商业利润迅速膨胀，泡沫散尽，击鼓传花的游戏戛然而止时，谁将接最后一棒?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受伤的还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藏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存在也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形式。当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文物市场不和谐音符的出现，一些对中国崛起很不以为然的洋大人感到特别兴奋，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品漏洞百出，行将灰飞烟灭。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在其发展中，历经磨难和挫折，始终未曾中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熔铸力。既然海外“文化索罗斯”试图影响东南亚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走向，那么我们自己在警醒的同时，应当做点什么呢?我们想，我们应当始终关注和保护中国文化的安全。
优秀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名人，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宝贵的人文财富，不往祖宗脸上贴金，至少不该往祖宗脸上抹黑。那种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抹黑祖宗的行为丧失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国家的“软实力”。大家想想，假设一些国家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公众和国际文化环境中失去了他的威信，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将会大大缩水，这个国家的文明的延续和传承也将受到影响。所以从全局利益考虑，我们希望在对少数专家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把握分寸，不可以偏概全，更不可恶意中伤。
在面对境外“文化索罗斯”的不良企图和不端行为面前，我们更要自警、自省。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面对外来文化咄咄逼人之势，“我自岿然不动”。“不动”就是筋骨强壮，不丧失自我，不屈膝诌媚，当然也不是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而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有机养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另一方面也应大力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就要有强健的体魄，即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培养优秀人才，创作、整理优秀作品，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舞台和市场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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